“中國昆虫種類估計15萬種以上，已定名不足2.5萬種，隻佔17%。在這些已知種中，95%由外國人定名，隻有5%是中國人自己的工作。”1979年3月，68歲的昆虫學泰斗周堯在信紙上寫下一組令人警醒的數字。

將95%和5%這兩個百分比顛倒過來，成為周堯畢生的科學戰役。

萬裡歸國效力

1936年，周堯以優異成績考入意大利那波利大學，師從世界昆虫分類學權威西爾維斯特利教授。他帶著200多號中國蝴蝶標本負笈遠洋，成為該校昆虫博士研究生班唯一的東方學子。短短一年，他已兼任助教，論文《透明蚧的重記載》獲導師高度評價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
1937年7月，盧溝橋的炮聲震動了歐洲學界。周堯用這句話婉拒導師的挽留：“報國之日短，求學之日長。大虫不殺，殺小虫何用！”他於1938年4月踏上歸途。在四等艙的麥草墊上漂泊30天后抵達廣州，他第二天就穿上軍裝，成為廣東地方軍一八七師的一名戰士，開赴河南蘭考前線。

“我是書劍兩無成，只能攻雕虫小技。”結束戎馬生涯后，1939年，周堯收到兩份聘書：富庶的“天府之國”川大農業院和黃土高原上的西北農學院。他選擇后者，因為“這裡是后稷誕生的地方，教稼台就在附近……我要學習先農先儒，為中國農業與教育作出貢獻”。

開創生物防治虫害法

20世紀40年代，小麥吸漿虫害席卷中國主要產麥區。剛分得土地的農民驚恐傳言“虫王爺降災”，甚至焚燒庄稼。周堯帶領學生一頭扎進關中麥田，連續七晝夜“埋伏”觀察，終於摸清害虫生活規律。

“用藥治虫不是根本！”周堯發現兩種寄生蜂是吸漿虫的天敵，開創“以虫治虫”的生物防治法。這項成果在黃河流域推廣，拯救了千萬畝麥田，成為科學抗戰的典范。

戰火紛飛中，他組織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昆虫學會“昆虫趣味會”，創辦首個私立昆虫研究所——天則昆虫研究所。在西北農學院簡陋的教室裡，他練就“一筆畫虫”絕技，枯燥的分類學在他筆下變成昆虫世界大觀園。

“老師能在黑板迅速點繪復雜昆虫圖像，拉丁學名過目不忘。帶我們下田採集時，渭河漲水他第一個持網探路。”學生丁岩欽回憶道。正是這種身先士卒的精神，讓他在抗戰期間採集積累了大量標本，為戰后研究奠定基礎。

為中國昆虫學正名

曾經，西方著作中，中國昆虫學的貢獻長期被忽視，有大學老師甚至斷言“中國沒有昆虫學史”。

周堯為給祖國學術正名，伴著青燈一盞，在7000余冊古籍中探尋——從《詩經》《爾雅》到《本草綱目》，他發掘出中國古代在益虫利用、害虫防治等領域的輝煌成就。1957年，一本薄薄的《中國早期昆虫學研究史（初稿）》震動學界。西方專家驚嘆於這些發現，稱此書為“不朽的著作”，中國在世界昆虫學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1979年10月，周堯推動創辦《昆虫分類學報》，與66個國家、180多種生物學期刊建立聯系。從此，《昆虫分類學報》在世界生物科學界為中國樹立了一面旗幟。

1994年，周堯主編的《中國蝶類志》被譽為“科學界創舉”。這本著作收錄1800余種中國蝴蝶，5000余幅彩色圖片，首次為中國蝴蝶建立分類系統並統一中文名稱。

“願吾同道齊努力，確保環球永芬芳。”88歲病危手術醒來后，周堯口述《蝶之夢》詩句。他將畢生積蓄化作科學火種——1996年家鄉為其建造昆虫博物館，他將60萬元獎金全數捐出：20萬元支持博物館，40萬元加上積蓄10萬元設立“周堯昆虫分類學獎勵基金”。

從意大利實驗室到西北農學院，從抗戰時期到和平年代，周堯用70年時光讓中國昆虫學從5%的定名權走向自主。他採集40多萬號昆虫標本，發現372個新種，建立21個新亞目﹔他創建的昆虫博物館如今收藏150萬號標本，成為世界生物多樣性研究重鎮。他用一生詮釋了科學報國的真諦。(記者 馬愛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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